歷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男性開始擁有更多的財產並成為政治上的領導者，他們希望佔有更多的妻子以生育更多的子女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妻妾的多少日漸成為權力和地位的象徵。據《明會典》記載，刑部律例規定: “親王妾滕十人, 一次選。世子那王妾滕四人, 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 有子即止; 二十無子始具四人。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 三十五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無子取一妾, 三十五無子具二人。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者,許姿一妾。” 宗法制下，天子是最大的奴隸主，擁有最多的妻妾，而大大小小的貴族則依據等級佔有數量不等的妻妾，庶民娶妻則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隨著一夫多妻制的出現，女性被視為男性佔有者的一種財產，女兒出嫁時所得的聘金, 也成為家庭的一筆收入。據《禮記·喪服傳》中記載，“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 擾曰不二天也。”女子一旦出嫁，即從屬於丈夫，也無需為父親服喪。而且妻子不但在精神上要從屬於丈夫、服從丈夫, 在財產乃至自身等方面也要取決於丈夫。
2009年印度遭遇大旱，不少農民生計受到威脅，更無錢還貸，為了還貸，他們會將妻子“賤賣”給放債人。據英國《獨立報》報導，印度農民因為旱災顆粒無收無力還貸時，通常以4000到12000盧比（100印度盧比約合12元人民幣）的價格將妻子“賤賣”給放債人。買賣雙方只需簽訂“婚姻契約”，簽字畫押後即可一手交錢，一手交人。這個契約還規定：一旦丈夫厭煩了他的妻子，就可以將妻子轉賣給另一個男人。
一夫多妻制也會帶來女性之間的激烈的競爭，正如加里·克貝爾所說，多配偶制下，“女性的結婚年齡越來越小，這可能會降低她們對教育的投資（因為家庭產出是社會產出的一種替代），這樣就減少了女性的社會產出。”而且“一夫多妻制下的家庭管理更具嚴格的等級性，因為家庭規模更大了，而情感聯繫則更少了；其結果是“代理成本”更高了，委託人（即丈夫，家庭的掌權者）不得不設計和實施一些家庭管理規則。”此外，一夫多妻製家庭中的女性更容易與其他人通姦，因為她們很少和丈夫過性生活，也不怎麼愛丈夫，因此丈夫不得不更謹慎地監視她們，以防她們“紅杏出牆”。
一夫多妻制下，由於男性財產和地位的不平等，照顧多名妻子和子女需要消耗大量資源，這讓多妻制逐漸成為了富人和顯貴人物的特權。南非總統祖馬是惟一奉行並公開承認一夫多妻的民選總統，按照祖魯人的傳統，他是可以娶多位妻子的。作為4個女人的丈夫和22個孩子的父親，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愜意地享受著一夫多妻的生活。南非議會2010年證實，祖馬每年花費上百萬英鎊的“配偶供養”預算用於在總統夫人們的私人事務上。據有關材料顯示，祖馬總統的“配偶供養”預算在2009-2010年度高達120萬英鎊，幾乎是前總統塔博·姆貝基在任期間的兩倍。
摩門教是在19世紀初期由小約瑟夫?史密斯創立的。《摩門經》本身並不涵蓋任何有關多配偶制的內容。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史密斯就開始實行一夫多妻制，並向“長老會”秘密宣布，他接受到了新的啟示，那就是：一個男人只有擁有多個妻子，才能成為天國之君。可是史密斯本人從未公開承認過一夫多妻制，這種制度也從未歸為正式的教義。
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歐文·阿爾里德表示，阿爾里德團體（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的一個聚居團體）內只有一小部分人加入一夫多妻制婚姻。在猶他州鹽湖河谷、錫達城和蒙大拿州的派恩斯戴爾居住的阿爾里德團體中只有10 --15% 的成年人生活在一夫多妻制婚姻內。在墨西哥的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當中, 只有5%的人實行一夫多妻制婚姻。
恩格斯曾說過，“男女的數目, 不管社會制度如何, 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這一男女人數大致相等的客觀因素, 多妻制必然導致一部分人沒有老婆。假設有五分之一的男人擁有一妻一妾, 則必然有五分之三的男人只能娶一妻, 還有五分之一的男人當鰥夫。由於男女比例基本相當的限制, 因而不可能每個男人都能多妻, 而男人們是否能多娶的決定因素則是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 故貴族階級能普遍實行一夫多妻, 非貴族階級中的大多數只能組成一夫一妻的家庭, 一部分極端貧困者甚至終生未娶。大多數庶人一夫一妻、一部分人獨身的婚姻事實, 並非他們被禁止多娶或不娶, 而是社會的自然選擇或淘汰。
韋斯特馬克在《人類婚姻史》中提到一夫多妻制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定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 即財富的積累和不均等的分配以及不斷增大的社會分化”。同樣，加里·克貝爾在《反常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多配偶制婚姻會給現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並且這種成本無法與多配偶制婚姻受益者們所得到的利益相抵消。尤其在社會財富分配極為不均的情況下，多配偶制婚姻的合法化會使富人能夠娶很多位妻子，甚至擁有眾多愛人，這將減少低收入男性對於女性的選擇機會，由此加劇社會的不公。
艾德·格拉比安諾夫斯基（EdGrabianowski）曾在博聞網（HowStuffWorks） 發文指出，在美國，信奉摩門教原教旨主義的多配偶製家庭的經濟狀況可能相當窘困，作為多配偶主義者的領地，亞利桑那州的科羅拉多市真可謂是貧困交加。家庭的收入根本無力撫養所有的妻子和兒女。他們基本上靠社會的福利救濟為生，有些人甚至會以欺騙手段來騙取一些救濟金。這種現象非常嚴重，以至於科羅拉多市和一些處境類似的社區不得不對州福利制度施加嚴格的限制。
2006年美國社會學家辛普森及懷默等人跟蹤調查了曾經在馬薩諸塞州工讀學校（為有違法或輕微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而辦的特殊學校）就讀過的男生，並縱向比較他們從17歲到70歲的經歷。其中大多數受測者都結婚多次，並允許研究人員記錄比較他們在結婚和未結婚狀態下的犯罪情況。最後的結果顯示，結婚者的犯罪可能性降低了35%，其中對於財產犯罪以及暴力犯罪，結婚者的犯罪可能性則降低了50%。此外，研究還發現，當男人離婚和喪偶時，犯罪率就會上升。
通過實驗得出結論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與已婚男人相比，未婚男人更有暴力傾向，更容易淪為罪犯。那些貧窮和沒受過教育的男人，他們在婦女的自由市場上完全沒有成功的希望，找不到妻子的男人在競爭的驅動下將變得對社會和他們自己越來越危險。
